泰康围

泰康围是香港新界原居民邓氏兴建的一个围头围村，位于元朗锦田锦田公路侧锦田街市后方，与吉庆围、永隆围、南围、北围和新围合称“锦田六围”。

泰康围跟吉庆围同于明宪宗成化年间由邓璁及其他四人所建。

泰康围以出了清代香港境内第一位进士邓文蔚而广为人识。邓文蔚为锦田邓氏十七世祖，号泉菴，据嘉庆《新安县志》《人物志》载他年少好学。邓文蔚是顺治十四年丁酉举人、康熙廿四年乙丑科陆肯堂榜第三甲进士，授浙江衢州府龙游县知县。他于康熙八年“复界”后设立圆塱墟。其后他倡议在水尾村兴建“镇锐𫓶邓公祠”。其直系子孙于乾隆戊子年在泰康围外兴建“龙游尹泉菴邓公祠”，号“光裕堂”，祠堂周围后来聚居成村，是为祠堂村。

“邓光裕堂”现存共有五房人，于2007年最多人的第五房有逾150人，而男丁最少的第三房只得5人。自1960年代起，祖堂因政府收地而获取巨额收益，各房之间为分配财产问题起纷争。1981年第三房的司理，先后发生自用车辆被淋油破坏、居住房子被人用爆竹轰炸及被数十人围殴恐吓等事件，更需要报警处理；1982年第三房司理被迫出席司理会议时，于逾百名第五房成员包围压迫下签订“按人数分配财产”的协议。

2002年第三房成员因不满其余四房之司理擅自动用20万元租地收入，以“派饥”名义分派予各房成员，于同年入禀高等法院要求归还已分派的地租。但被告一方反申索，指三房违反1982年时签订的分产协议，并要求即时摊分祖堂的7,300多万元收地赔偿。

2005年于高院开审争产案，直到2007年初才告审结，原告一方的第三房获得胜诉。法官首先裁定，依照《新界条例》规定，祖堂财产须分开收租和收地赔偿两部分分配，收租受传统习俗约束，而收地赔偿则由香港法律管辖。“派饥”因此应按照习俗得到全体司理同意方可实行；但在本案因原告一方一直反对，故裁定是次“派饥”属不当，各房人要交回金钱予祖堂。至于7,000多万元收地赔偿，法官按照《普通法》原则判决，由于原告有成员是在签订协议后才出生，故原告的司理无权代表新成员签约，协议已属无效。

泰康围最初立村时只是一条乡村，四周没有围墙。直至清朝康熙初年由于盗贼为患，邓文蔚与邓皆悦才倡议加建围墙及挖深沟，并于唯一入口处装置连环铁门，以防御寇乱。

1899年，大英帝国透过《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从清朝租借新界；同年3月28日，以屏出为基地的“达德约”发动“抗英揭贴”。英军于4月17日占领大埔，并继续向锦田、元朗一带推进。当英军到达锦田时，遇到锦田乡民凭着吉庆围高大的围墙和护城河，以锄头和木棍负隅抵抗。英军久攻不下，惟有以炸药击破吉庆围的围斗，攻入围内，正式占据吉庆围。英军还把吉庆围和邻近泰康围的连环铁门夺走，作为战利品，运回伦敦展览。

锦田邓族居民对失去祖传铁门耿耿于怀，屡屡要求索还不果。及至1924年，族人邓伯裘与邓炜堂再重提旧事，要求交还铁门，正值当时正酝酿爆发省港大罢工，时任港督司徒拔答应要求，辗转在苏格兰（一说是爱尔兰）寻获铁门，运回香港，据说英人刻意掉乱铁门归还，一对铁门中铁环较粗的是属于泰康围，另一半铁环较幼则属于吉庆围。1925年5月26日，司徒拔亲临主礼，举行交还铁门仪式，重新安装在吉庆围围门上，并立碑《吉庆围碑铭》以志其事。

泰康围此后再没有加置铁门，而围墙亦没有保存下来，现时只剩下象征式的围门和一幢西北角炮楼，围门于1986年曾进行重修，大门上方置有一块用小篆书写“南阳华裔”的石匾。

随按邓族的春、秋二祭和元宵点灯等习俗外，泰康围还举行七年一届的“酬神化衣”，最近一届在2014年举行。虽然称为化衣，但其实是一个迷你醮会，仪式略为简单，仍然保留一般醮会的主要部分。

“酬神化衣”首先于年初在围内神厅“庆福堂”进行问杯“打缘首”，选出10名缘首。到了年尾，便在围门外进行为期两天的科仪仪式。醮会开始前，先在围门前进行“祭英雄”，然后前往围外的水井进行“取水”仪式。而醮会唯一的旛杆竖立在围前的车路口。再从围内神厅迎请众神和社稷等地方神祇到醮场，下午首先贴榜，然后开始“启坛”仪式，至晚上进行“祭小幽”后结束首日仪式。第二日进行“早课”和“行朝”后，进行“启榜”仪式。村民于晚饭过后合力抬大士王围绕泰康围走一圈，然后进行祭幽科仪，于“祭大幽”后再火化大士王。翌日还有“酬神”和“送神”。泰康围没有逐家逐户地进行“行符”，只是给每户派发“平安符”，让大家拿回家于醮会结束后自行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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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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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水”的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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