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显著变化,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珠三角城市群面临新的挑战,珠三角下一步如何发展成为必须解决的新问题。现状,将其与国内外城市群对比,提出了珠三角发展战略思路。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3年期间,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速度有所降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逐渐缩小;人口红利面临枯竭;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变,经济全球化程度下降等;珠三角城市群发展水平和竞争力与国外世界级城市群相比差距较大;与国内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相比,总体发展势头下降。在此背景下,应将产业技术创新、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人口政策创新、区域合作与人文引领作为新时期珠三角城市群发展战略的主要方向。

城市元胞模型由于在定量分析与预测城市动态的潜力而受到众多研究者的持续关注。邻域规则是主导城市元胞模型模拟过程的关键组件。研究表明,不同土地利用组合间存在显著的邻域效应,且邻域效应具有惯性、排斥和吸引等影响。然而,传统城市元胞模型主要考虑的是特定分辨率下较小窗口的邻域范围。本文尝试刻画更大窗口的邻域效应及其对元胞模型的影响。基于测量的扩展邻域因子,应用粒子群优化算法校准大窗口邻域规则,并创建了考虑扩展邻域效应的城市元胞模型。为验证模型有效性,将其应用于模拟厦门市1995-2010年期间的城市扩张动态。与3\begin{array}{c}\times \end{array}3摩尔邻域的逻辑回归模型相比较,1995-2010年期间的建设用地模拟精度从80.7%提高到83.9%,总体精度从87.8%提高到89.6%,Kappa系数从70.0%提高到74.5%,表明考虑扩展邻域效应的城市模型取得了更好的模拟效果。

基于空间句法、核密度估计和皮尔森相关分析等方法,以北京城市中心区为例,结合空间句法轴线模型与百度POI（Points of Interest）数据,探讨服务业区位选择的交通网络指向规律。结果表明：①北京城市中心区的交通网络总体呈现“东优西劣、北优南劣、西南最劣”的空间格局,高层级网络则呈现“中心环状集聚—外围多极分布”的分布模式。②与高穿行度交通网络相比,高整合度交通网络的区位指向性更强,在不同尺度均更易诱发服务业的集聚。③总体而言,服务业区位选择的交通网络指向性明显,但不同类型服务业的区位指向程度依据研究尺度的不同具有显著差异,并据此将25类主要服务业划分为街区指向型、街道指向型、双重指向型和无指向型四类。本文对探索服务业集聚发展规律、提高服务业和交通网络规划的科学性具有参考意义,并可为北京城市中心区服务业存量优化提供决策依据。

通过集成公路网络密度、城市邻近度和加权平均出行时间等指标,测量了2012年中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680个县(市、区)的公路交通优势度,对其空间格局进行综合评价,并通过选择拟合程度最优的SEM模型探讨了公路交通优势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①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680个县(市、区)的公路网络密度、城市邻近度和加权平均出行时间的差异较大,公路交通优势度呈现偏右的正态分布;②将公路交通优势度从优到劣分为4个等级,第一等级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吕梁山区、燕山—太行山区;第二等级为秦巴山区、六盘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第三等级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以及四省藏区;第四等级为西藏区和新疆南疆三地州;③SEM模型的拟合优度高于OLS模型和SLM模型,结果显示,公路交通优势度对经济增长具有较明显的推动作用,公路交通优势度每提升1个百分点,对其经济产出的贡献达到0.193%,提高公路网络密度能提升公路交通优势度,进而促进当地经济增长。

在3S技术支持下,结合景观格局定量分析方法,基于30 m分辨率的土地利用/覆被数据,对中国退牧还草工程区2000-2010年土地利用/覆被时空分布特征进行研究。通过利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和动态度来判定土地利用变化的速度和区域差异,并在斑块类型和景观水平上分析研究区景观格局特征,探讨土地利用格局变化的生态效应。结果表明：①近10年来,研究区土地利用/覆被类型以草地和其他类用地为主,整体内部结构稳定少动。草地变化面积仅占2000年草地总面积的0.37%;林地、湿地、耕地和人工表面的面积均有所增加;其他类用地面积有所减少。②全区土地综合动态度均小于0.1%,土地利用/覆被变幅较小,除人工表面较活跃外,其他各类型变化相对缓慢,且各省土地利用区域差异较小。③研究区内景观基质未发生改变,区域景观破碎度递减,景观多样性水平上升,景观聚集度和连续性微弱下降,景观整体保持较完整态势。退牧还草工程的实施使土地利用/覆被结构和景观格局均得以优化。

土地利用类型并不是景观类型唯一的描述方式, 生态服务价值的估算和地形指标的纳入更有助于反映景观的空间差异性。应用地形因子与生态价值两类指标, 对关中—天水经济区1 km栅格尺度下生态廊道空间布局形式进行研究, 结果如下:① 相关性分析表明地形因子对生态价值分布有重要影响, 经过统一阈值的脊线谷线提取发现, 对生态价值提取出的高值或低值区域几乎同时也是地形上的山脊线或山谷线, 过渡带基本重合;② 提取山脊生态高值区域作为生境斑块, 通过最大生态阻力进行方向选择, 可得出研究区生态廊道空间布局, 由于廊道宽度可根据物种类型调整, 同时距离较短导致实现难度低, 增删节点与斑块不影响周边网络的拓扑关系, 因此结果应用性相对更强;③ 采用地形和生态服务价值作为衡量指标, 更能体现以像元为单位的景观功能一致性与差异性, 从而也避免了土地利用分类较粗、生境判断难度较大、相同阻力路径过多等一系列问题。本文结果是对千米尺度廊道布局的有效补充。

“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对外合作战略的重点。中国各省(市、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是“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等的主要内容。本文根据最新的国际贸易中心统计数据、2014年中国海关统计数据以及2010年30省区市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相互依赖关系以及中国各省(市、区)出口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依赖程度加深,同时呈现出不对称性;进一步从省(市、区)域层面来看,沿海省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对其GDP增长的贡献较高,新疆对中亚5国的贸易对其GDP增长的贡献非常高,对中亚5国的出口有着很强的依赖性。

2015年3月28日,中国政府正式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如何通过对“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提升主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与沿线国家共同繁荣,已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现有对外投资理论多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目前的研究侧重从自然资源、市场要素等方面分析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动因及影响机制,缺少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宏观投资格局研究。本文通过集成统计数据、实地调研和高层访谈等,在回顾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基础上,提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空间战略的分析框架,进一步分析中国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和产业选择;尔后,剖析投资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并提出中国对沿线地区的空间差异化投资引导战略。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随机森林的元胞自动机城市扩展(RF-CA)模型。通过在多个决策树的生成过程中分别对训练样本集和分裂节点的候选空间变量引入随机因素,提取城市扩展元胞自动机的转换规则。该模型便于并行构建,能在运算量没有显著增加的前提下提高预测的精度,对城市扩展中存在的随机因素有较强的容忍度。RF-CA模型可进行袋外误差估计,以快速获取模型参数;也可度量空间变量重要性,解释各空间变量在城市扩展中的作用。将该模型应用于佛山市1988-2012年的城市扩展模拟中,结果表明,与常用的逻辑回归模型相比,RF-CA模型进行模拟和预测分别能够提高1.7%和2.6%的精度,非常适用于复杂非线性特征的城市系统演变模型与扩展研究;通过对影响佛山市城市扩展的空间变量进行重要性度量,发现对佛山城市扩张模拟研究而言,距国道的距离与距城市中心的距离具有最重要的作用。

经贸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演变特点及格局,对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实现“贸易畅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基于大量的数据分析,梳理了2001年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商品结构演化历程,并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敏感性行业度量及k值聚类算法等,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商品结构及格局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结果显示：①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有所优化,进口商品结构日趋集中,能源及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上升;②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商品结构与各国出口优势行业基本一致;③中国与经济规模相对较小且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的国家存在一些敏感性行业,出口方面涉及服装鞋帽、矿物制品及交通运输设备等,进口主要涉及能源、矿砂及一些资源初级加工品;④由于国内各省发展差距明显,中国出口商品的空间连续性较差。

我国北方地区后备耕地资源的开发对缓解人地关系紧张趋势，平衡耕地总量具有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尤其是农牧交错地带。本文从北方地区整体角度并结合农业部利用美国陆地卫星1:10万TM图象所作的典型调查区资料分析了北方地区后备耕地资源开发的时空特点，并在综合评价的基础上提出后备耕地资源开发的对策和建议。

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城市空间扩张造成耕地面积减少以及能源资源消费与污染排放增长。20 世纪60 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紧凑型城市发展模式以其在有限的城市空间布局较高密度的产业和人口的特征，成为目前中国城市发展的选择。但是，由于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和特征迥异于西方国家，因此关于紧凑城市“提高城市密度、促进土地利用的功能混合以及鼓励公交出行”的内涵，以及紧凑城市可以降低城市交通能源消费与污染排放、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以及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利用率的观点在中国是否可行，还需要仔细分析。在辨析中国所需要的紧凑城市内涵基础上，建立城市紧凑度评估指标体系，对中国120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紧凑度进行评估，并对其与资源利用和污染排放强度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67.2%的城市处于不紧凑状态，城市的紧凑度与城市人口规模、经济规模没有很强的联系，与人均能源消耗以及污水排放的相关系数也比较低。究其原因，主要归结于中国城市化发展阶段、城市产业结构特征以及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本文还对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紧凑城市，以及如何实现紧凑等进行了探讨。

由于中国各地纬度、地形及海陆位置的地域差异,形成了多种多样的避暑型气候。本文采用1993-2012年756个国家基本站和122个辐射站逐日气象数据,基于通用热气候指数(UTCI)模型计算各气象站点的人体感知温度,结合聚类分析方法对避暑型气候的地域类型进行了研究,并对其空间分布、时间变化和舒适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避暑型气候主要包括西南高原型、中东部山岳型、东北山地平原型、西北山地高原型和环渤海低山丘陵型5种地域类型;各类避暑型气候具有显著的地域特色：西南高原型避暑气候纬度低、海拔高,太阳辐射较强;中东部山岳型避暑气候地势高、风速大,夏季舒适偏冷;环渤海低山丘陵型避暑气候地势低、湿度大,夏季舒适偏热且舒适度受海风影响明显;西北山地高原型避暑气候温度适宜、天气晴朗,但略显干燥;东北山地平原型避暑气候凉爽、风速不大、辐射不强、湿度适中,综合条件相对优越。从各类避暑型气候夏季人体感知温度的变化来看,环渤海低山丘陵型舒适期较短,其余类型舒适期相对较长,东北山地平原型和西北山地高原型人体感知温度曲线呈良好的单峰对称变化,其余类型大致呈单峰不对称形态。本文不仅丰富了避暑型气候研究的理论成果,而且也可为避暑型旅游资源的开发与规划提供科学依据,进一步指导人们的避暑旅游活动。

城市群是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载体,也是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和国际劳动分工的新型地域单元。目前,中国区域空间治理模式正在发生重大转变,由原来的行政区分割管理开始转向类型区空间治理。本文基于城市群的重要外延特征,采用“先分等、后划类”的综合分类思想对中国23个城市群进行定量类型划分和空间分异分析,为中国城市群实施因地制宜的空间格局优化和分类管理的规划引导提供科学依据。首先,参考世界成熟城市群的规模大小和集聚程度,中国城市群分为国家级、区域级、次区域级和地区级4个等级,呈现“3-5-6-9”的金字塔型等级结构;其次,基于城市群的五大特征,构建由10个因子和22个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运用Q型聚类分析法将中国城市群定量划分为成熟外向型、双核赶超型、环境友好型、单核辐射型和内陆粗放型等5种类型;最后,综合等级划分与定量聚类结果,进一步细分为国家级成熟外向型、国家级双核赶超型、区域级双核赶超型、次区域级环境友好型、地区级环境友好型、区域级单核辐射型、地区级单核辐射型、区域级内陆粗放型和地区级内陆粗放型共9个亚类。

新常态正深刻影响着中国区域旅游业发展。本文在分析新常态下区域旅游发展几个新特点基础上,阐释了未来区域旅游业发展格局与趋势,提出了推进区域旅游业发展总体思路。文章指出,新常态下旅游业发展正呈现规模扩张和个性消费同步提升,“旅游强国”特质开始显现;跨界、跨行业企业集团逐步主导产业发展,并在全球范围谋篇布局;旅游产业地位日渐凸显,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成为重要目标;“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始释放,旅游服务开始引领“中国服务”建立;“互联网+”新型运营模式全面渗入,逐步拓展旅游业发展版图;“以人为本”的绿色发展模式导入,全面助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等六大特征。与之相对应,全面融入国家区域经济战略,中、西部地区旅游业整体崛起,城市休闲和城市旅游异军突起,生态文化功能区整体开发,区域旅游产业“网络化”成为重要发展趋势。最后指出,新常态下区域旅游业发展要有新思路,重点包括：以跨区域旅游目的地建设为突破口,全面推进区域业协同发展;以重大项目投资驱动为突破口,形成区域旅游投资与创新双轮驱动发展;以全面改革开放为突破口,形成内外源结合联动发展;以国家层面统筹协调为突破口,形成多层次区域旅游治理模式;以跨界渗透和兼并重组为突破口,培育区域化和国际化旅游市场主体;以综合旅游风险防范为突破口,实现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而提出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其核心目标是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一带一路”框架包含了与以往经济全球化完全不同的理念,即“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这正是丝绸之路文化内涵的体现。本文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与经济全球化及世界格局变化的关系;剖析了其空间内涵,认为“一带一路”具有多重空间内涵和跨尺度特征,是统筹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最后,提出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地理学提出的几个重要议题,包括地缘政治、国别地理、对外直接外资理论、交通运输优化组织等。

用途转移和集约度变化构成土地利用变化的两种基本类型。土地特性自身的变化、土地使用者个体经济行为分析及社会群体土地管理行为分析 ,构成土地利用变化解释的理论框架。从土地特性考察 ,多宜性和限制性是土地利用发生变化的基本条件。人类对土地利用的结果 ,总是趋向于使土地的多宜性降低和功能类型减少。竞租曲线、转移边际点以及打破土地利用空间均衡的条件分析 ,是土地利用变化经济分析的理论基础 ;“土地利用 -环境效应 -体制响应”反馈环的作用机制 ,构成社会群体土地管理行为分析的理论框架。土地利用变化的机理模型 ,目前主要以新古典经济学和地租理论为基础。多视角的探索可能是土地利用变化机理综合分析的有效途径。

旅游业的社会影响可涉及三个方面:旅客、旅游地居民、游客与旅游地居民的关系。本文着重于后两个方面。对旅游业的早期研究一般都集中在它对旅游地的经济影响。对社会影响的研究始于近几年。旅游业的社会影响指的是旅游业带来的表现在价值观、个人行为、家庭关系、生活方式、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变化。

物流业空间格局是以物流设施为核心的物流实体网络和以物流企业为核心的物流组织网络在地表空间形态及结构。为研究中国物流业空间格局的现状及演变趋势,2014年8月利用百度在线地图搜索与数据采集技术,获取了中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80507个物流热度数据样本。通过物流热度与相关指标间的回归分析,构建了物流热度的理论计算公式,验证物流热度数据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从地级市、省域、城市群、经济区尺度,刻画和分析物流服务能力与水平、辐射范围的差异所形成的空间格局,探究经济发展水平、物流园区建设对物流业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提出基于物流热度的物流中心城市。研究表明：物流热度与地区生产总值、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法人单位数呈正相关;经济发展整体水平越高的城市群地区,物流业一体化程度越高;物流设施和物流企业的布局具有显著的产业性需求与交通区位指向特征,并逐步表现出消费性需求与人口指向特征;东部沿海地区呈现“单主中心+多副中心”、“多主中心+多副中心”的空间格局,中西部地区呈现“单中心”的空间格局,地区差异显著。研究结果有助于物流业规划及物流政策的制定。

本文从离散选择模型(discrete choice model, DCM)体系的一般原理和应用价值出发,总结了各经典模型的基本理论和典型应用,并概括了近来年一些重要的研究新动向。多项Logit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 MNL)是离散选择模型体系的基础,具有简洁、可靠、易实现等优点,但也存在固有的理论缺陷,由此产生了对更加精细化模型的需求。替代的精细化模型中,嵌套Logit模型(nested logit model, NL)常用于处理备选项相关、“都不选”备选项、数据合并等问题,一般极值模型(generalized extreme value model, GEV)体系是其更一般的形式;混合Logit模型(mixed logit model, MXL)可用于解决随机偏好问题和多种相关问题,包括备选项相关、面版数据相关、随机系数相关、数据合并等,与之类似的潜在类别模型也有着广泛应用;多项Probit模型(multinomial probit model, MNP)具有极高的灵活性,但其复杂的模型设定与庞大的运算量大大制约了其应用范围。本文在研究新动向上介绍了4个重要的研究关注点：由多种经典模型形式相结合而成的复杂模型;面向RP/SP数据、定序、排序、多选等不同数据类型的适宜模型;基于各种受限理性选择策略的更为真实的模型;以及考虑选择的时空背景的模型。

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经历的再开发过程，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地域环境中的城市更新具有不同的动因机制、开发模式、权力关系，进而产生不同的经济、环境、社会效应。追溯近年来英文文献中大量出现的有关“urban regeneration”的研究及中国近30 年来城市更新相关文献，总结地理学视角对城市更新的研究范围、研究领域及研究特点，论述与城市更新相关的理论，阐述城市更新的形成机制，分析各地区在不同阶段采用的更新政策，更新模式，更新手段和方法，以及更新参与主体和更新后的效果，对比分析国内外城市更新研究内容及特点。从城市更新同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机制, 城市更新中微观个体的行为研究, 可持续发展观下的综合城市更新研究等3个方面，总结对未来中国城市更新发展的可借鉴性启示。

乡村旅游是以农业为基础，以旅游为目的，以服务为手段，以城市居民为目标，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相结合的新型产业。乡村旅游可以合理开发城市边缘区景观生态资源，发展城郊生态旅游，实现城市和乡村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乡村旅游在中国先后经历了早期兴起阶段、初期发展阶段和规范经营阶段，从最初的资源特色主导、农业产业主导和政府扶持主导过渡到了现今的市场主导。本文基于乡村旅游的产生背景和概念特征，对中国乡村旅游的发展进行了全面论述，分析了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和主要模式，并针对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最后对乡村旅游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以期能用以指导未来中国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解决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快速转型中存在的国土开发秩序混乱和资源环境代价沉重等问题是人文—经济地理学在区域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重大科学命题。党的十八大报告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举措,并提出“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由此构成的“三生”空间成为构建空间规划体系、完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和各类尺度空间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重要基础。本文围绕国土空间优化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对国内外“三生”空间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紧紧围绕“三生”空间的数量配比和空间配置两个科学问题进行综述,按照精度深化和尺度细化的要求,集中在“三生”功能分类、空间识别、空间优化等内容,从而勾勒出三生空间研究的框架体系。今后应重视三生空间动态演化,促进各尺度适宜性评价的统一和整合,响应“多规合一”的实践需求,最终服务于国土空间格局优化。

洪灾风险评价是洪灾风险管理的首要步骤。洪灾风险区划是在洪灾风险评价基础上的宏 观分区， 有助于更清晰的把握洪灾风险的空间格局与内在规律。文章首先对洪灾风险相关概念进 行了阐述， 试图达到理清和规范的目的。然后对洪灾风险评价常用方法和洪灾风险区划研究进行 了评述。目前主要的洪灾风险评价方法有地貌学方法、水文水力学模型与系统仿真模拟方法、基 于历史灾情数据的方法、基于水灾史料和古洪水调查的方法、遥感与GIS 方法、基于洪灾形成机 制的系统分析方法等。最后对洪灾风险评价与洪灾风险区划研究进行了小结， 并指出了未来在洪 灾风险评价与区划的数据基础、洪灾风险评价的时空尺度、洪灾风险区划的理论与方法、洪灾风 险评价与区划的技术手段等方面的可能发展前景。

为了明确国际性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和实践对中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参照性，本文对国际性区域合作的基本理论概念及其演变进行较为系统的总结和分析。首先阐述了用来描述在国家之间建立区域化、集团化合作关系的基本概念--“区域一体化”的理论内涵，然后概括分析了6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的区域化、集团化发展实践对“区域一体化”概念的传统理论界定的挑战，并对近年来有关世界范围内区域经济合作现象的理论概念的新发展进行了概括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澄清有关认识的必要性。

西伯利亚是全球环境变化的重要敏感性区域,但以往缺乏该区域中高分辨率地表覆盖数据,对其地表覆盖的整体分布与变化缺乏深入的认识。本文利用中国新近研制的2000、2010年两期30 m分辨率地表覆盖数据产品GlobeLand30,对2000-2010年西伯利亚地表覆盖的空间分布格局、变化幅度、区域差异及主要地类的变化原因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发现：①西伯利亚地表覆盖的空间分布现状具有明显的地带性特征。②10年间,西伯利亚地区地表覆盖整体变化幅度较大,其中林地及草地呈显著缩减、湿地呈较大幅度增加、耕地呈微弱减少、人造地表呈增加态势。③10年间,西伯利亚地表覆盖变化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变化最显著的为西西伯利亚地区,其中以湿地增加最明显,主要分布于鄂毕河—叶尼塞河流域,林地、草地及耕地减少集中于西伯利亚西南部。④人类活动和气候变暖是引发西伯利亚地表覆盖变化的主要原因。大规模林地砍伐导致林地减少;冰冻层消融,林地、草地和水体向湿地的转化是湿地增加的主要原因;耕地的人为废弃和撂荒导致耕地面积有所减少。

城市生态空间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跨人文地理学、城市规划、生态学等的交叉研究领域。本文基于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全面分析,界定了城市生态空间的概念,总结了国内城市生态空间研究进展和局限,指出国外研究在城市生态空间对居民福祉作用与机理,生态空间感知、使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生态空间的经济与社会文化影响及其机理,生态空间治理方法与原理,公平理念指引下生态空间格局及其优化等5个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在研究方法上,注重空间分析、心理感知与社会调查等多方法的应用。基于国内研究局限,借鉴国外研究进展,提出中国城市生态空间应以居民福祉为核心,重视加强社会—生态空间的交互关系与机理研究,推进生态空间格局公平性及其规划模式研究,加强城市生态空间的空间治理与优化调控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应注重融入人文—经济地理研究思想及其综合方法。

风能作为清洁和环境友好的可再生能源,可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因而近年来发展迅速。但风电设施在安装和运行过程中,评价其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却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综述了风电场施工和运行过程对气候变化及陆地生态系统的可能影响,同时探讨了风电设施所产生的噪声污染及辐射效应,认为未来风电研究的重要方向为：①评价风电场对气候的影响,还需要建立或改进更精细的气候模型;②探讨风电场对动物的影响,需要识别到底哪些环境因子对动物活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因子在不同风电场中是否具有普遍性;③分析风电场对植被的影响,需要综合利用遥感监测及生态学调查方法,才能准确识别不同陆地生态系统植被对风电场的响应机制;④研究风电场对生态系统碳、氮循环的影响,要加强地表实测数据的获取,尤其是连续多年的数据获取,形成长期的观测序列,进行时空尺度的分析;⑤风电场在全球不同区域,对各环境要素的影响并不完全一致,通过对典型区域的研究来反映风电场对环境影响的共性问题,是目前较为可行的方法;⑥在确保风能作为新能源发展重点的同时,还需保护整个陆地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在此基础上才能准确评价、处理风电场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⑦在风电场建设前的环评阶段,需要补充完善现有环评导则和标准,充分考虑风能、太阳能等新兴能源对环境长期而复杂的影响;⑧中国作为世界风能利用的第一大国,需要适时建立长期定位观测试验站,以期开展风电场对环境影响的定量化、全过程、时空尺度的细致研究。本文可为人类科学合理的利用风能、处理风电场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是提供一些思路。

土地利用空间格局的演化模拟可定量地从空间尺度揭示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是厘清未来时期内土地变化的重要途径。基于CLUE-S模型,以北京市为研究案例,结合1985、2000和2010年三期土地利用数据,运用Logistic逐步回归方法识别了北京市各种土地利用类型演化的驱动因素,对北京市土地利用空间格局进行模拟。在此基础上,基于北京市社会经济发展、土地利用规划、资源禀赋及生态保护等不同情景,对北京市2020年土地利用空间分布格局进行模拟及预测。结果表明：①不同的时期内,驱动因子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影响呈现差异性,其中交通因素及社会经济因素对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化率影响较显著,坡度对各个土地利用类型的影响较大。②通过对2010年北京市土地利用变化的模拟结果来看,Kappa指数为87.03%,说明预测结果与实际土地利用情况有较好的一致性。③预测结果显示,北京市的城市发展均表现为继续向外扩展,且以东南、东北为主要扩展方向,但扩张的程度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