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群体力量的凝聚体现

区域一体化发展下跨城通勤居民日渐增多，面临行为方式及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心理健康问题。本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中山市和珠海市的跨城通勤居民为例，采用时空活动日志、便携式声音分贝水平传感器和GPS跟踪设备的动态监测追踪方法，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探究基于活动单元的休闲行为、噪音环境与心理压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跨城居民在活动单元上的客观噪音暴露与心理压力水平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主观噪音感知是客观噪音暴露与心理压力水平之间的中介变量，不同休闲地点和休闲活动对缓解其心理压力的影响存在差异。跨城居民的工作、居住、通勤和休闲行为相互影响，工作日长时间的工作和通勤导致其休闲时空限制高、心理压力大，周末的休闲行为对缓解其心理压力起到重要作用。然而，跨城居民的周末休闲行为受到主动调整和时空制约的影响：一方面，跨城居民面临较高的休闲时空制约，被迫处于高噪音的休闲环境中；另一方面，其能够主动调整周末休闲行为，通过跨城活动获得更优的休闲环境，并有效缓解心理压力。本研究通过综合多源数据和混合方法，为理解跨城居民的休闲行为、环境暴露感知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与方法视角，并对跨城人群和多元休闲情境下噪音环境与心理压力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贡献和政策意义。

日常活动空间地理环境作为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支持性环境，其对人们情绪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先前部分文献探讨居住区、城市等中宏观静态空间尺度的地理环境对情绪的直接作用，鲜少从微观动态视角考察日常活动空间的地理环境暴露水平及其对居民即时情绪的直接影响，也尚未剖析活动特征对地理环境暴露与即时情绪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为此，本文获取广州市131名受访者在不同活动空间的实时环境数据、生态瞬时评估（EMA）记录、GPS轨迹和活动日志等，运用多层线性模型揭示“内部固有属性”和“外界因素刺激”对即时情绪的直接效应以及调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相较于人口和社会经济属性，日常活动空间地理环境暴露对即时情绪变化的解释力度更强，适宜的温度、减少噪声、提高环境安全度能直接改善居民情绪状态。个体活动特征在部分环境要素（温度、噪声、环境安全度）影响即时情绪的路径中发挥显著调节效应。通过调整活动特征能增强日常活动空间地理环境暴露对即时情绪的益处并减轻环境污染导致的情绪风险。本文丰富了环境与情绪健康领域的理论体系，也为改善城市居民情绪状态提供更加精细化和人本化的活动空间规划策略与环境优化及治理措施。

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发展理念背景之下，理清不同地理背景下人们时空间行为及主观幸福感的产生逻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其中就业人群作为城市中数量最庞大的稳定活动群体，对其环境感知与主观幸福感互动机理的刻画可以作为城市面向多元化和个性化发展的应对依据。本研究基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23年7月在济南市开展的大规模城市体检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人居环境质量感知对就业人群认知、行为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结果表明：① 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感知能够通过就业人群认知和行为的中介作用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② 对就业人群主观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的主要因素是居住系统感知和支撑系统感知，职住平衡感知对主观幸福感产生负向影响。③ 城市安全事故应对和应急基础设施设置感知、通勤和道路感知决定就业人群对城市人居环境的感知水平。④ 居住系统感知主导就业人群身体健康认知，职住空间平衡有助于提升就业人群健身锻炼频率，支撑系统感知增加了就业人群的通勤信心。本研究拓展了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感知对就业人群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理论剖析和衍生机理，并为以人为本城市管理提供决策依据和科学支撑。

确保交通系统的公平性和包容性，让所有人都能平等享受到便捷和可靠的交通服务是包容性城市建设的关键。交通公平视角下弱势群体的出行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是交通地理和行为地理的研究热点。然而，地理空间不均衡、时间制约性、社会经济特征等导致的交通弱势对居民出行行为的复杂作用机理尚未得到充分解释。基于2022年西安市居民建成环境感知与出行行为调查数据，分析时空制约下的交通弱势特征，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其对城市居民出行行为的影响机理与空间分异。研究结果表明： ① 时空制约下的感知交通弱势具有明显的社会经济和空间分异特征。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没有小汽车及家庭年收入越低的群体，感知到的空间弱势程度越高。女性和中青年群体更容易受到时间限制。感知弱势高值在郊区集聚。② 地理空间障碍和设施分布不均衡带来的感知空间弱势是影响出行决策的关键因素。公交可达性、到地铁站点的距离、生活服务设施可达性通过影响感知空间弱势从而影响出行频率。③ 感知交通弱势对出行频率的影响在郊区表现出更显著的直接和中介效应。感知空间弱势是建成环境和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影响郊区交通弱势群体出行频率的中介，而感知时间弱势是收入影响弹性出行频率的重要中介。研究结论有助于加深对交通弱势群体居民出行行为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的理解，为包容性和公平性视角下的空间环境优化调控和社会治理策略提供支持建议。

城市节律可为观察和理解城市提供一种新的模式，为当代城市问题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城市居民出行时空行为呈现明显的节律特征，其一定程度反映出城市运行的复杂性，是城市地理和行为地理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本研究引入城市节律这一概念，关注居民非通勤出行时空行为，以交通小区为空间单元，利用手机信令数据和POI（Point of interest）数据，基于模糊C均值（Fuzzy C-Means Clustering，FCM）的时间序列软聚类方法和空间分析有机结合，探索居民非通勤出行活动节律模式；同时利用空间滞后模型揭示了出行节律模式隶属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北京居民非通勤出行节律存在7种模式，根据不同模式区域的POI的频数密度和富集指数差异，可以将7种模式描述为：“居住导向型”“商业活动型”“商务导向型”“混合偏居住型”“混合偏商务型”“科教文化型”和“休闲娱乐型”。研究发现，不同模式的平均隶属度差异较大，影响因子也存在较大差异。在北京六环内非通勤出行节律模式混合度高，且不同模式的出行节律周期、功能特征和空间分布存在较大差异。此外，出行节律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并与城市商业、就业、居住等城市功能结构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本研究从时空融合视角对北京居民非通勤出行节律模式进行了深入探索，研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提高人群出行节律与城市功能结构关系的科学理解，从而能够为城市规划与建设提供重要的决策支撑。

通勤是居民时空行为地理特征的重要表征，解析通勤冗余是评估城市通勤效率和职住关系的关键。本文引入参照点理论，基于“时间-空间社会-个体期望”三个维度构建了通勤冗余感知的分析框架，运用北京问卷数据将通勤冗余感知融入通勤时间与通勤满意度研究。以家庭制约和个体制约为主轴，探究通勤冗余感知的时空分异特征并展开实证研究。研究发现：① 居民个体平均通勤冗余感知与总体通勤冗余感知存在差异，不同维度的通勤冗余感知存在空间异质性。② 通勤满意度变动取决于通勤冗余感知的变化。即居民会依据参照点的通勤时间判断自身通勤时间是否令人满意。③ 通勤冗余感知对通勤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居民主要将理论标定时间、相似群体通勤时间和可忍受时间作为参照点。④ 通勤冗余感知的影响存在群体差异。家庭、性别和收入的组合制约会提升通勤冗余感知，降低通勤满意度。

在“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下，城市发展越来越强调城市生活空间的优化，作为城市生活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通勤生活圈备受关注。以往研究多从基于地方的形态指标和基于流动的功能指标来对通勤生活圈进行范围划定，但前者较难体现通勤行为带来的流动性，后者较难详尽刻画生活圈内部形态结构。本文提出融合形态与功能视角的方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编码器-解码器”的无监督学习模型（GCN-FCM:Graph Convolution Network-Fuzzy Cluster Model），对深圳市通勤生活圈进行范围划定与内部结构分析。研究发现：① 深圳市可划分为10个通勤生活圈。② 中心城区和郊区的通勤生活圈的内部结构分别呈现出“核心显著且聚集，外围副中心初现”“核心薄弱且分散，整体相对破碎”的特征。③ 识别的结果能很好回应学者提出的生活圈理想模型以及印证现实规划中城市空间结构发展目标，并加深了对特大城市通勤生活圈的理解。④ 与经典的两类方法相比（基于地方的自下而上聚类和基于流动的社区检测），新方法能同步进行通勤生活圈范围划定和内部结构的识别。总体上，新方法体现了人工智能技术支撑下的时空间行为方法论能有效融合空间与行为、融合形态与功能，展现出在通勤生活圈及其他时空间规划中的良好应用前景。

时间利用是洞察居民生活方式，研究活动与出行规律的重要维度。我国时间利用调查与研究起步较晚，尚处于发展与积累阶段。本研究采用2018年上海市时间利用调查数据，研究就业人群时间利用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 ① 上海市就业人群现阶段用于维持生理与生存的时间多、闲暇时间少，日常活动时间分布的规律性较强，总体围绕朝8晚6的工作时间节奏展开。② 上海市就业人群社会经济属性与工作、家务照料、闲暇时间分配的关系与已有发现有一致性，女性、养育儿童、部分体力型职业等人群因工作或家务照料压力而闲暇时间少，并提前或推后起床、离岗时间；但性别与养育儿童对通勤时间的影响不显著，不支持家庭责任假说中女性通勤时间短于男性等假设。③ 郊区与中心城区就业人群的时间利用行为有显著差异，这既源于人群属性差异，也与居住空间环境密切相关。研究成果深化了对中国大城市就业人群时间利用模式的理解，为我国时间利用研究提供了研究基础与经验。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下，从香港、澳门迁移至内地城市的居民如何融入当地生活成为重要政策议题。对港澳迁移居民日常活动空间分异状况的关注，能够为推进其社会融入提供参考。本文基于时空行为视角，采用手机信令数据，测度广州市港澳迁移居民日常活动的分布以及其与内地居民的空间分异状况，并选取出港澳迁移居民的典型聚居区深入挖掘其活动格局特征差异。研究发现，港澳迁移居民集中分布于中心城区及番禺（近郊区）部分社区，与内地居民在聚集区存在较为明显的活动空间分异，且工作地的分异远小于居住地的分异；典型聚居区的港澳迁移居民的日常出行以中短距离出行为主，不同社区港澳居民在日常活动特征上存在明显分化，反映了广州的港澳迁移群体的多样性、异质性。本文通过对港澳迁移居民的活动空间分异进行探究，为后续研究探索了有效的分析框架与实证方法，并为打造大湾区优质生活圈、促进港澳迁移居民更好地融入内地生活并且投身国家建设提供借鉴。

社会转型与移动性背景下，个体与社区环境的互动方式不断重构，社区归属感的形成路径更加复杂。基于此，本文利用上海市居民活动与出行调查数据，建立公共接触潜力的广度、强度和跨群体接触指数测度居民的社区活动空间共享特征，运用有序logit模型探究社区环境、活动空间共享对居民社区归属感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公共接触潜力广度和跨收入群体公共接触潜力对社区归属感具有负向影响，跨户口群体公共接触潜力具有正向影响，公共接触潜力强度影响不显著。② 社区外来人口比例较高有利于提升社区归属感，说明社区社会组成多样有利于提升对社区的情感依赖。③ 社区环境感知对社区归属感具有正向影响，商品房居民比其他社区居民更有可能表现出高社区归属感。④ 本地、中收入、已婚和拥有住房产权的居民更有可能对社区产生情感依赖，但日常活动远离社区的人更难建立起对社区的情感。本文提出通过活动空间共享深化移动性背景下社区促进社会融合的机制研究，丰富社区社会融合理论，为构建包容性城市和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随着中国深度参与到全球化的过程中，外国居民在中国城市中的社会实践正在成为形塑城市社会空间的重要力量，其在中国的居留意愿及移民倾向引起了学者广泛关注。广州作为新兴的多元跨国移民增长中心，一直是外国居民在华的重要居住城市。本文基于2019年对广州市外国居民的问卷调查，分析其不同维度下的居留意愿情况，同时利用WLSMV估计法构建结构方程模型，从个人内在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两方面入手，分析了在华资源积累、消费服务偏好、社会经济环境以及社会交往意愿等方面对外国居民长期居住与移民倾向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外国居民的移民中国倾向普遍较低，而未来愿意长期留在中国生活的外国居民所占比重较高，但存在群体间差异：青年或是低学历的外国居民的长期居留中国意愿相对较低，而年长或是高学历的外国居民的长期居留意愿更强烈，且亲缘关系、稳定的工作和已具有居留条件等可提升他们在华的长期居留意愿。② 个人内在因素方面，在流入地的资源是国际移民生存立足的资本，外国居民在华的资本累积直接影响其居留意愿，而消费偏好对他们居留意愿的影响则未能显现。③ 外部环境因素方面，社会经济环境的客观差异影响移民的流动选择，进而影响其在流入地的融入策略和居留意愿，而主观社会交往意愿很难直接进行社会资本积累从而影响其居留意愿和决策。本文研究揭示了广州外国居民的居留意愿及其内部差异，探讨了在华外国居民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为外国居民的社会治理提供有益借鉴。

在地理移动性的背景下，社会空间分异研究的视角和测度方法发生了明显的转向，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的发展理念也为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及其机理与效应的研究提出了新的现实需求。本研究将基于CiteSpace的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对2000年以来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研究的发展趋势和主题转变进行了系统性的回顾。研究认为，近年来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研究视角从居住空间逐渐转向时空间行为，从聚焦静态的空间特征转向探讨动态的时空间特征；在测度指标方面，以时空间行为数据等多源数据为支撑，从基于空间的测度转向基于人的测度，测度指标和方法不断多元化；在研究内容方面，从测度与特征研究延伸至影响机理和社会效应，从空间、时间、活动等维度出发揭示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影响机理，结合资源可达性、环境健康、犯罪、社会融合、主观幸福感等主题探究其社会效应。然而已有研究对于时空间整合视角的重视存在不足，对于影响机理和社会效应的研究还有待结合时空间行为予以深化，对于多学科和多种范式间的对话与融合有待推进。

活动分类是时空间行为研究的基础。社会技术变迁对经典的人类活动分类提出了挑战，基于活动特征的经典分类方法已无法满足当前研究对理解人类活动复杂性与信息通讯技术影响的新需求。时间地理学的企划概念可以弥补当前活动分类的不足。企划是指为完成特定目标而进行的一系列时空使用。融合企划概念的活动分类强调基于个体或组织意图所构建的活动内在联系来划分活动类型。然而，当前融合企划的活动分类体系还存在企划界定不清、缺乏考虑信息通讯技术发展、以西方发达国家为背景等局限。本研究提出“企划-活动分类系统”的概念、框架和构建方法，并以2021年北京市清河街道社区居民日常活动调查数据为基础，探索构建了企划-活动分类系统。企划-活动分类系统包括“需求-企划-活动-行为-片段”等五个等级，明确了企划在城市活动系统中的位置，链接了从活动需求到活动结果的全过程，在对活动类型进行概括的同时也保留了具体活动的丰富语义和情境信息。基于一手调查数据初步构建的企划-活动分类系统，一方面体现了近年来信息通讯技术发展对日常活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展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活动类型，在人类活动分类的理论方法发展和实证应用等方面显示出不断创新的可能性。

主客观融合既是行为地理学的学科特色也是亟待突破的难点。基于混合方法论视角，本文介绍混合方法论的提出背景与设计类型，归纳行为地理学混合方法的当前探索及对主客观融合研究的贡献，包括主观要素的采集、行为决策的解释、主观体验的理解三个主题。结合现有行为地理主客观研究的挑战，本文提出混合研究方法应用于行为地理学主客观融合议题的创新路径： ① 促进动态场景下主客观精细过程的刻画； ② 助力复杂情境下主客观多元要素的挖掘； ③ 推进行为地理学主客观理论的构建与检验，并结合应用较为广泛的一致性、解释性与探索性混合研究设计展开讨论。本文结合混合方法论的视角贡献于行为地理学主客观融合创新，为学科理论创新、方法整合与实践探索提供科学指引。

物质空间与人类活动互动产生的人地关系是人文地理学和城乡规划学共同关注的对象，基于时-空-人耦合的时空行为研究是揭示和解释这对关系的重要基础。本文梳理了从城市空间结构到城市时空间结构、再到城市时空行为景观的相关研究脉络，强调从时-空-人耦合的角度理解和认识城市，构建城市时空行为景观的理论和应用研究框架，探讨时空行为景观的内涵、测度、形成机制与主要效应，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研究方向及主要应用潜力，包括面向宜居城市的城市时空行为景观规划、面向健康生活的个体时空行为规划以及面向智慧社会的城市时空协同治理等。

流动性社会与高质量发展对中国地理学的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积极响应中国式现代化转型中的规划与治理需求过程中，中国地理学迫切需要对中国城乡社会的微观过程与行为机理进行刻画与解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指导中国社会建设的行为地理学研究范式。本文在借鉴西方地理学从计量革命走向行为革命的范式转型路径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地理学行为革命的理论框架，并讨论了行为革命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现实需求的意义和对中国地理学学科建设的贡献。行为革命立足于建立基于人的地理学解释框架，关注“时空间中的人”这一主体，构建以时空间行为交互与整合为核心的研究新范式，从个体行为与行为交互两个维度探索行为过程的机理解释，并引入新技术、新方法建立多维整合的混合研究路径，最终建立人地互动的决策支持系统。

《湿地公约》提出的“国际湿地城市”认证是促进湿地保护修复的新举措。以国际湿地城市常德市为例，基于2000—2022年15 m空间分辨率湿地分类数据，监测常德市湿地保护修复逐年动态变化，定量分析湿地保护修复驱动因素的重要性和贡献率，探究主导驱动因素空间分布格局。结果表明：（1）2000—2022年常德市湿地保护修复成效显著，由1298.53 km²增加至1399.61 km²，建立湿地保护区对于湿地保护修复具有积极作用。（2）湿地变化类型以湿地稳定为主（61.86%），然后为湿地修复（22.10%）和湿地受损（16.04%）。（3）归因分析发现，湿地修复主要归因于退耕还湿，湿地受损主要由气候干旱引起；泥滩、草滩地、芦苇湿地、坑塘和河流变化主要受耕地影响化，湖泊变化受建设用地影响，水库和运河/水渠变化则受降雨量影响。（4）归因分区中，农业活动驱动68.76%的湿地变化，城市化和气候变化则分别驱动22.03%和9.21%的湿地变化。

行为地理学是一门探究人类行为与地理空间相互作用的学科，在数字化转向等新背景下，面临着一系列理论与方法的新机遇与新挑战，产生了诸多新的现象、问题、技术、方法及应用场景。在梳理行为地理学国际前沿动态与中国行为地理学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本文聚焦于大数据行为研究范式、AI创新虚实行为系统、企划活动系统与地方秩序嵌套、老年人群特殊行为、情感行为地理学等前沿方向，提出了中国行为地理学的范式转向、数字转向、人文转向、情感转向等新发展方向及其关键科学问题。中国行为地理学需要积极推动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发展，不断完善中国行为地理学派，加强行为地理学的教学实践与应用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