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食品安全问题时，我们很自然的首先将问题归结为企业，责怪它们骨子里没有流着“道德的血液”;后来我们明白，企业天生毛孔里就滴着肮脏的东西，要他们按照道德准则行事无益要求灰太狼不吃小肥羊，实在愚蠢至极;我们又把矛头对准了管理部门，是这些既得利益者在纵容企业做恶，利用公权力获得个人利益却牺牲社会健康，后来又发现就算是砍了药监局长脑袋仍然还得吃毒大米2.0;最后以为找到原凶，那就是体制，是万恶的体制造成了这一切。
可我相信，没有任何一种体制想把所有的人都毒死。将什么问题都推给体制，那最终就是无解，问题推给体制，每个人都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连作恶者都觉得自己成了受害者。
其实就算在美国，很多人眼里这是一个相对健全的体制，但在19世纪下半叶，当经济巨头控制了美国的经济命脉，奉行“只要我能发财，让公众利益见鬼去吧”的经营哲学时，不也一样是毒食品横行，最后形成了近代美国史上著名的“扒粪运动”，可见用体制来解释必也许必要但并不充分。
在体制不畅法治不彰这样的大背景下，解开这个死结还是要每个公民的自觉行动，当你在路上看到有人捞地沟油时，是不是远远的捏着鼻子避开了;当你看到康师傅过期就换了一包龙须面时，是否意识到自己在纵容作恶者，如果是这样，那全民食毒，说得极端一点：幕后黑手就是“你”，还有“我”。(罗金海：知名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