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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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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具体国家的例子，请参见各国的言论自由和犯罪言论。

有些人并不认为言论自由是绝对的，大多数法律制度一般都会对言论自由做出限制，尤其是当言论自由与其他权利和保护相冲突时，例如在书面诽谤、口头中伤（诽谤）、色情、淫秽、斗殴言论和知识产权方面。

2022年否认大屠杀法律[1]

对言论自由的某些限制可能是通过法律制裁实现的，而另一些限制则可能是通过社会不认可实现的。[2]在沙特阿拉伯，记者被严格禁止撰写对王室、宗教或政府不敬或表达批评的文章，这类写作不受到任何法律保护。记者贾迈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因长期批评沙特政府而闻名，他常在公开场合和媒体上发表批评性文章。2018年，卡舒吉在沙特阿拉伯官员的策划下被残忍杀害，这一事件引发了全球广泛的关注和谴责，进一步凸显了沙特阿拉伯对言论自由的严重打压与限制。

被视为有害和冒犯性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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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观点的表达是非法的，因为有些人认为它们对他人有害。这类言论通常包括既虚假又有潜在危险的言论，如在剧院里虚假地喊 “着火了！”并引起恐慌。限制言论自由的理由通常是 “伤害原则 ”或 “冒犯原则”。

在《论自由》（1859 ）一书中，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认为，“......作为一个道德信念问题，任何学说，无论被认为多么不道德，都应该有信奉和讨论的最大自由”。[3] 密尔认为，最充分的表达自由是将论点推向其逻辑极限，而不是社会尴尬的极限。[4][5][6][7]

1985 年，乔尔-费恩伯格（Joel Feinberg）提出了所谓的 “犯罪原则”。费恩伯格写道：“支持一项拟议的刑事禁令的充分理由总是，它很可能是防止对行为人以外的人造成严重犯罪（而不是伤害或损害）的有效方法，而且很可能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必要手段”。[8]因此，费恩伯格认为，伤害原则设定的标准过高，有些表达方式可以合法地被法律禁止，因为它们非常令人反感。尽管如此，由于冒犯他人不如伤害他人严重，因此对造成伤害者的处罚应该更高。[9]与此相反，密尔不支持法律惩罚，除非这些惩罚是基于伤害原则。[10]由于人们冒犯的程度各不相同，或可能是无端偏见的结果，因此费恩伯格建议，在适用冒犯原则时需要考虑几个因素，包括：言论的范围、持续时间和社会价值，避免言论的难易程度，发言者的动机，被冒犯的人数，冒犯的强度，以及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11]

贾斯珀-杜门 （Jasper Doomen） 认为，应从公民个人的角度来定义伤害，不应将伤害局限于身体伤害，因为也可能涉及非身体伤害；费恩伯格（Feinberg） 对伤害和犯罪的区分被批评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微不足道的。[12]

1999 年，伯纳德-哈考特 （Bernard Harcourt） 在谈到危害原则的崩溃时写道："今天，辩论的特点是各种相互竞争的危害论点吵得不可开交，却又无从解决。在辩论的结构中不再有一个论点来解决相互竞争的危害主张。最初的危害原则从未具备确定危害相对重要性的条件"。[13]

对言论自由的危害和冒犯限制的解释在文化和政治上都是相对的。例如，在俄罗斯，危害和冒犯原则被用来为俄罗斯限制有关 LGBT 问题的言论（和行动）的 LGBT 宣传法辩护。许多欧洲国家禁止可能被解释为否认大屠杀的言论。这些国家包括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捷克共和国、法国、德国、匈牙利、以色列、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荷兰、波兰、葡萄牙、俄罗斯、斯洛伐克、瑞士和罗马尼亚。[14]在一些国家，否认亚美尼亚种族灭绝也是非法的。

各国对叛教的限制（2020年）[15]

在一些国家，叛教被用来限制言论自由。[16]在一些国家，亵渎神明是一种犯罪。例如，在奥地利，诽谤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论自由不受保护。[17][18][19]相比之下，在法国，亵渎和诋毁穆罕默德的行为受到言论自由法的保护。

某些公共机构也可能颁布限制言论自由的政策，例如在国家开办的学校中颁布言论守则。

在美国，勃兰登堡诉俄亥俄州案（1969 ）是关于政治言论的里程碑式意见，[20]明确推翻了惠特尼诉加利福尼亚州案。在勃兰登堡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广泛提及甚至公开谈论暴力行动和革命的权利：

[我们的]判决已经形成了这样一条原则，即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不允许国家禁止或禁止鼓吹使用武力或违法行为，除非这种鼓吹的目的是煽动或导致即将发生的无法无天的行动，并且有可能煽动或导致这种行动。[21]

勃兰登堡案的意见摒弃了之前的 “明显和现实的危险 ”检验标准，使美国的（政治）言论自由保护权几乎成为绝对权利。[22][23]在美国，仇恨言论也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最高法院在 R.A.V. 诉圣保罗市案（1992 年）中裁定，仇恨言论是允许的，但暴力迫在眉睫的情况除外。[24]有关这一决定及其历史背景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时间、地点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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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文章： 时间、地点和方式

基于时间、地点和方式的限制适用于所有言论，无论所表达的观点如何。[25]它们通常是旨在平衡其他权利或合法政府利益的限制。例如，时间、地点和方式限制可能会禁止政客半夜在家中举行喧闹的政治示威，因为这侵犯了政客邻居安静享受自己家园的权利。如果在不同的时间（如白天）、不同的地点（如在政府大楼或其他公共场所）或以不同的方式（如无声抗议）进行，原本相同的活动可能会被允许。在美国，葬礼抗议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美国人有权对他们认为不合理的各种政策举行和平抗议。通过时间、地点和方式对葬礼程序进行抗议是否合适，这是一个问题。由于近来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因此已通过立法对此加以限制。现在，美国各州的法律都规定并禁止葬礼抗议活动。

互联网和信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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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言论旗”是在AACS加密密钥争议期间创建的，作为“支持个人自由的象征”。[26]

禁查目录的编辑乔-格兰维尔（Jo Glanville）说，“互联网是审查制度的革命，也是言论自由的革命”。[27]国际、国家和地区标准承认，言论自由作为表达自由的一种形式，适用于包括互联网在内的任何媒介。[28]1996 年的《通信道德法案》（CDA）是美国国会对互联网上的色情作品进行监管的首次重大尝试。1997 年，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雷诺诉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网络法律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部分推翻了该法律。[29]斯图尔特-R-达尔泽尔法官是 1996 年 6 月宣布《社区发展法》部分内容违宪的三位联邦法官之一，他在意见书中作了如下陈述：

互联网相比于印刷品、村镇广场或邮件，是一个更能促进言论表达的媒介。由于这必然会影响互联网本身，‘通信规范法’（CDA）势必会减少成年人在这一媒介上能够接触到的言论。这是宪法上无法容忍的结果。互联网上的一些对话无疑挑战了传统话语的界限。网络上的言论可以是不加过滤的、不加修饰的、非常规的，甚至可能充满情绪化、性露骨的内容以及粗俗的表达——用一句话概括，在许多社区中，这类言论被视为‘不雅’。然而，在这样一个来自各行各业的公民都能发声的媒介中，我们应预见到这类言论的出现。我们还应保护这种媒介赋予普通人与媒体大亨的自主权。[…] 我的分析并不是剥夺政府保护儿童免受互联网交流危险的所有手段。政府仍然可以通过严格执行现有的有关犯罪、淫秽和儿童色情的法律，继续保护儿童免受互联网色情内容的侵害。[…]正如我们在听证会上所了解到的，公众对于这个新媒介的好处和风险有着迫切的教育需求，政府也可以承担这一职责。在我看来，我们今天的行动应该仅仅意味着，政府对互联网内容的合法监督应停留在传统上不受保护言论的界限内。[…]毫无疑问，缺乏政府对互联网内容的监管确实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但正如原告的一位专家在听证会上有力地指出的那样：‘互联网的成功正是因为它的混乱，互联网的力量源自于这种混乱。’ 同样，我们的自由也依赖于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不受限制的言论带来的混乱与喧嚣。[30]

2003年通过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原则宣言》（WSIS）特别提到言论自由权对于‘信息社会’的重要性，声明如下：

我们重申，正如《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所阐明的，作为信息社会的基本基础，每个人都有权享有思想和言论自由；这一权利包括不受干涉地持有意见，并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地寻求、接收和传播信息与思想。交流是一个基本的社会过程，是人的基本需求，也是所有社会组织的基础。它是信息社会的核心。每个人，无论身处何地，都应有机会参与，且不应有人被排除在信息社会所带来的利益之外。[31]

根据伯恩特·胡根霍尔茨和露西·吉博的说法，公共领域正受到“信息商品化”的压力，因为在信息时代，先前几乎没有经济价值或没有经济价值的信息已经获得了独立的经济价值。这包括事实数据、个人数据、基因信息以及纯粹的想法。信息的商品化正在通过知识产权法、合同法以及广播和电信法来实现。[32]

信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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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文章：信息自由

信息自由是言论自由的延伸，其表达媒介是互联网。信息自由也可指互联网和信息技术背景下的隐私权。 与表达自由权一样，隐私权是一项公认的人权，而信息自由则是这一权利的延伸。[33] 信息自由还可能涉及信息技术背景下的审查制度，即不受审查或限制地获取网络内容的能力。[34]

信息自由也受到诸如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信息自由与隐私保护法案》等法律的明确保护。《信息获取法》赋予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以及任何在加拿大的个人或公司获取受该法管辖的政府机构记录的权利。[35]

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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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文章：互联网审查和各国的网络审查与监控、

信息自由的概念是针对国家赞助的网络审查、监控和监管而产生的。网络审查包括对互联网信息的发布或访问进行控制或压制。[36] 全球互联网自由联盟声称为他们所谓的“封闭社会”解除对“信息自由流动”的屏障。[37] 根据“无国界记者”（RWB）的“互联网公敌名单”，以下国家实施了广泛的网络审查： 中国大陆、古巴、伊朗、缅甸/伯马、朝鲜、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38]

广为人知的网络审查实例是“中国的防火长城”（既指其作为网络防火墙的作用，也借指古代的中国长城）。该系统通过阻止IP地址的路由来屏蔽内容，由位于互联网网关的标准防火墙和代理服务器组成。该系统还会在特定网站被请求时有选择性地进行DNS欺骗。政府似乎并未系统性地审查互联网内容，因为这在技术上似乎不可行。[39]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网络审查是在多种法律和行政法规下进行的，其中包括针对互联网的六十多项法规。审查系统由国有互联网服务供应商（ISP）、商业公司和组织的省级分支机构严格执行。[40][41]

沙特阿拉伯政府加大了对社交媒体账户的审查力度，拘留了多名活动家、批评者，甚至普通社交媒体用户，仅因他们发布了几条批评性的推文。法学教授阿瓦德·阿尔-卡尔尼成为沙特网络审查的受害者，并面临死刑。沙特控制的媒体将他描绘为一个危险的传教士，原因是他的推特和WhatsApp上的发言，但持不同政见者认为他是一位具有重要社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42]

与虚假信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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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谣言

一些法律学者（如哥伦比亚大学的吴修铭）认为，关于言论自由的传统问题——即“对言论自由的主要威胁”是“压制性国家的审查”，以及“错误的或恶意的言论”可以且应该通过“更多更好的言论”来克服，而不是通过审查——假设了信息的稀缺性。这种稀缺性在20世纪盛行，但随着互联网的到来，信息变得丰富，“但听众的注意力”却变得稀缺。此外，正如吴所言，这种由互联网带来的“廉价言论”不仅可以用于启发或辩论，也可以被用于攻击、骚扰和压制。[43][44]电子前沿基金会（EFF）主张“审查不能成为应对网络虚假信息的唯一答案”，并指出科技公司“往往过度纠正并审查准确且有用的言论——更糟糕的是，它们的政策甚至可能强化错误信息。”[45]

吴先生认为，在 21 世纪，危险不在于直接针对 “发言者 ”的 “压制性国家”，而在于：

……针对听众，或者间接削弱发言人。更确切地说，新兴的言论控制技术依赖于（1）一系列新的惩罚措施，例如释放“水军”来攻击媒体和其他批评者，以及（2）“泛滥”策略（有时称为“反向审查”），通过制造和传播虚假新闻、雇佣虚假评论员、部署宣传机器人来扭曲或淹没不受欢迎的言论。[46] 正如记者彼得·波梅兰采夫所写，这些技术将“信息……武器化，作为一种工具，用来迷惑、勒索、打击士气、颠覆和瘫痪。”[47][43]

异见与真理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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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书目录》封面，或《禁书清单》（威尼斯，1564年）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一部书面作品一旦创作完成，只能通过极其繁琐且易出错的手工抄写来复制。没有复杂的审查制度来控制抄写员，直到14世纪，抄写员仍局限于宗教机构，他们的作品很少引发广泛的争议。为了应对印刷术及其传播神学异端的能力，罗马天主教会开始实施审查制度。[48] 印刷技术允许对作品进行多次精确复制，从而使思想和信息更迅速且广泛地传播（参见印刷文化）。[49] 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版权法起源于罗马天主教会和政府为规范和控制印刷商的出版物所做的努力。[49]

在《七篇颂词》（1596年）中，荷兰主教亨里克·范·库伊克为审查制度的必要性进行了辩护，并声称约翰内斯·古腾堡的印刷机导致了一个被“有害谎言”所感染的世界——因此，范·库伊克特别提到了《塔木德》和《古兰经》，以及马丁·路德、让·加尔文和鹿特丹的伊拉斯谟的著作。[50]

1501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颁布法令，禁止未经许可的书籍印刷。1559年，教皇保禄四世发布了《禁书目录》。[48] 《禁书目录》是罗马天主教会发布的“坏书”目录中最著名且持续时间最长的例子，该目录自称拥有对私人思想和意见的权威，压制与其教义相悖的观点。《禁书目录》由罗马宗教裁判所管理，但由地方政府当局执行，共经历了300个版本。该目录中禁止或审查了勒内·笛卡尔、焦尔达诺·布鲁诺、伽利略·伽利莱、大卫·休谟、约翰·洛克、丹尼尔·笛福、让-雅克·卢梭和伏尔泰等人的著作。[51] 尽管政府和教会在许多方面鼓励印刷，因为它促进了《圣经》和政府信息的传播，但异见和批评作品也能够迅速传播。因此，各国政府在欧洲范围内对印刷商实施了管控，要求他们持有官方许可证才能经营和出版书籍。[49]

随着印刷术和新闻业的发展，表达异见或颠覆性观点应当被容忍，而非被法律审查或惩罚的观念逐渐形成。1644年出版的《论出版自由》是约翰·弥尔顿对英国议会重新实行印刷商及出版商政府许可制度的回应。[52] 教会当局此前确保弥尔顿关于离婚权的文章被拒绝出版许可。在未经许可出版的《论出版自由》中，[53] 弥尔顿为言论自由和对谬误的容忍作了充满激情的辩护，[52] 他说道：

给予我自由去知晓、表达并依良知自由辩论的权利，这是至高无上的自由。[52]

弥尔顿对言论自由的辩护基于一种新教世界观。他认为，英国人民肩负着实现宗教改革真理的使命，这将引导所有人走向启蒙。然而，弥尔顿也阐述了未来关于言论自由讨论的主要脉络。通过定义言论自由的范围和“有害”言论，弥尔顿反对预审查原则，并主张对广泛观点的宽容。[54] 新闻自由在1695年停止受到监管，当时1643年的《出版许可令》在1689年《权利法案》引入后被允许失效，此举发生在光荣革命之后不久。[55][56] 诸如《闲谈者》（1709年）和《旁观者》（1711年）等刊物的出现，被认为在英国创造了一个“市民公共领域”，这一领域促进了思想和信息的自由交流。

约翰·弥尔顿1644年版《论出版自由》的首页，他在其中强烈反对1643年的《出版许可令》。

随着印刷术的“威胁”蔓延，更多的政府试图集中控制权力。[57] 法国王室在1546年镇压了印刷业，并将印刷商艾蒂安·多雷处以火刑。1557年，英国王室通过特许文具公司（Stationers’ Company）来遏制煽动性和异端书籍的传播。印刷权仅限于该协会的成员。30年后，星法院（Star Chamber）被授予权力以限制“从事印刷或售书的各种争执和无序之人”的“严重恶行和滥用行为”。印刷权被限制在两所大学和伦敦城内的21家已有的印刷商，这些商家拥有53台印刷机。1637年，英国王室控制了铸字业，迫使印刷商逃往荷兰。与权威的对抗使得印刷商变得激进和反叛，在1789年巴士底狱被攻陷前，已有800名作者、印刷商和书商被监禁在巴黎的巴士底狱中。[57]

这本1688年版的雅各布斯·德·沃拉吉尼的《黄金传说》（1260年）根据1707年的《删改书目索引》被审查，该索引列出了已在流通中的书籍中需要审查的具体段落。[58][59]

一系列英国思想家在关于言论自由权的早期讨论中处于前沿，其中包括约翰·弥尔顿（1608–1674）和约翰·洛克（1632–1704）。洛克确立了个人作为价值单位和生命、自由、财产以及追求幸福权利的持有者。然而，洛克的思想主要围绕寻求灵魂救赎的权利这一概念展开。因此，他主要关注的是神学问题。洛克并不支持普遍的宽容或言论自由；根据他的观点，某些群体，如无神论者，不应被容许。[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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